文／刘绪源
童话本来就是虚构的、想象性的、非现实的文学样式，每个童话作家都是立法者，他（她）愿意怎么写，只要能达到好的审美效果，都无不可。这并非不要童话逻辑，童话也有逻辑，但那逻辑前提决非“别的童话如何如何”，逻辑前提也应是作者（立法者）自设的。童话逻辑归根结蒂就是一条：不要自相矛盾。只要自己不和自己打架，不要让小读者看得摸不着头脑，不要破坏审美效果，这就够了。
当然，还有一个更高的要求，就是不要和人生大旨相冲突，不要在根本上违背生活逻辑，不要过于背谬——这也可说是不要“自相矛盾”（和生活，和人生相矛盾）。但童话作家心中自有“公序良俗”，面对孩子，一般不会成为问题。
三
为什么会出现上述批评原则的分歧呢？我以为，这与我们对批评的性质和地位的理解有关，也与我们对创造的理解有关。
就整个文学来说，创作是第一性的，批评是第二性的。就批评的过程来说，审美是第一性的，分析、整理、表达是第二性的。我在《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》初版后记中曾说：“理论归纳总是描述性的，即第二性的，它必须服从于它所归纳的事实前提，而创作实践始终在蓬勃地发展着，批评家永远只有伸长脖子向前展望的份儿，谁也不会有为它画上一个终极符号的权力。”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批评观，我至今仍持这样的观点。
好多年前，曾有评论者提出一个重大课题：论可能的文学。其意是要研究未来的儿童文学，为尚未出世的新内容新形式摇旗呐喊，以推动文学创新。用心当然是好的，但我当时就泼过冷水，认为这是不能成立的题目，即使弄成了，也无异于瞎子算命。现在二十多年过去，看来确是弄不成，不弄了。这里的关键就是错把第二性当第一性了。儿童文学的创造或创新，不可能由理论先导，不会是哪几位高人设计出方案，搞出几种题材和形式，然后由作家去“施工完成”的。理论的推导总要受现有创作成果的限制，所以不会有真正的突破；如有，也多是空想，玄想，真要按此去写，作家会痛苦不堪，并难以成功。不是曾有过组织一大批作家集中创作幻想小说的大动作吗？据说当时还有理论家指导，结果写出的，大多未出已有幻想小说的巢臼，真有新意和生命力的极少。这种理论指导，有两大缺陷：一是依循从上到下、从整体到局部的思路，而创造恰恰是从下到上，有如星星之火，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东一处西一处冒出来的；二是理论属于逻辑推导，是理性的，概念的，而文学创造恰恰是审美的（它依循于作者自身的生活感受和艺术感受），这种创造不是理性所能取代的。
1986年1月，钱锺书先生在一封信中说过：“则今之文史家通病，每不知‘诗人为时代之触须(antenna)’（庞特语），故哲学思想往往先露头角于文艺作品，形象思维导逻辑思维之先路，而仅知文艺承受哲学思想，推波助澜。”信末他又不惮重复地说，“盖文艺与哲学思想交煽互发，转辗因果，而今之文史家常忽略此一点。”（见《钱锺书散文》）这也就是说，在审美的掘进和思想的掘进中，诗（艺术）与哲学不是同时达到某一深度的，二者常常是交替的，“交煽互发”的。诗与哲学可以“互发”，但审美的方式与理性的方式却不能互相取代。这是人类从精神上把握世界的两种最基本的方式。想用理论的方式，设计审美方式的进展、进行，无疑就是一种取代，所以是不现实的。
创新，永远发生在个体、局部、偶然之中；文学艺术的创新，永远是创作个体在艺术实践、艺术体验中抓住了稍纵即逝的独特的审美感觉，以一点牵出更多，并多以人们还不习惯的方式公之于世。这是审美的创造，它和拍脑袋的“金点子”之类，不是一回事。
批评家如不甘于自己第二性的地位，动辄以现成的、已有作品中的条条框框来套作品，以理性取代审美，以成见限制创新，那就很不合适。
近读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的一个演讲，他认为改革走到今天这一步，计划经济在许多地方必须退出：过去没这个问题，因为过去的发展还不是以创新为主；现在必须以创新促发展了，计划经济的阻力就明显了，不改革不行了。看来，这位经济学家对于创新和创造性，是有深刻的哲学思考的，他很懂得创新不能“计划”——它只能从下而上，只能在个别企业的经营实践中产生，并且总是偶然发生的。对于文学，这同样有启迪意义。
所以，作家们，汤汤和汤汤们，放开你们的笔，大胆创造吧！
（本文作者刘绪源，中国当代著名学者、作家，首届“蒋风儿童文学理论贡献奖”得主。）